游仙

游仙全诗

作者:贾岛

借得孤鹤骑,高近金乌飞。
掬河洗老貌,照月生光辉。
天中鹤路直,天尽鹤一息。
归来不骑鹤,身自有羽翼。
若人无仙骨,芝朮徒烦食。

游仙扩展阅读

 
《游仙》 - 曹植诗

人生不满百。戚戚少欢娱。

曹植

意欲奋六翮。排雾陵紫虚。

虚蜕同松乔。翻迹登鼎湖。

翱翔九天上。骋辔远行游。

东观扶桑曜。西临弱水流。

北极登玄渚。南翔陟丹邱。

曹植,字子建,曹丕弟。生于乱世,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。他自称“生乎乱,长乎军”(《陈审举表》),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,树立雄心,以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”(《与杨德祖书》)自期。曹植天资聪颖,才思敏捷,深得曹操赏爱,几乎被立为太子。但他恃才傲物,任性而行,不自雕励,终于失宠。建安二十五年(220),曹操病逝,曹丕继任魏王后,诛杀曹植心腹丁仪、丁廙兄弟。曹植位为藩侯,实同囚徒,汲汲无欢,终于在忧愤中死去。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,卒后谥为“思”,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。在政治上,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,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。

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,深感时常流逝,功业无成,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,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,如《仙人篇》、《五游咏》、《游仙》、《远游篇》、《升天行》等。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,皆明净、高洁,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。

《游仙》 - 郭璞诗

诗歌以“游仙”名篇始于曹植,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。清人朱乾《乐府正义》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:“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,思假道于天衢,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,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,故君子有取焉。若始皇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,游行天下,令乐人歌之,乃其惑也,后人尤而效之,惑之惑也。诗虽工,何取哉?”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《远游》,《远游》中“悲时俗之迫厄兮,将轻举而远游”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。后一类起于秦代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“三十六年,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。”原诗已佚,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、追求长生之类。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《五游诗》、《远游篇》、《仙人篇》、《游仙》等,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。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《吟叹曲·王子乔》、《董逃行》、《长歌行》等,都以求仙为主旨。

郭璞

郭璞的游仙诗,今存19首,其中有9首为残篇。钟嵘《诗品》说郭璞的《游仙》“辞多慷慨,乖远玄宗”,“坎壈咏怀”,这是很确切的评价。但是,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,其《游仙》又多写隐逸生活,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,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。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,老庄主张无为、逍遥。老庄的隐逸,是一种自我保全、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。郭璞不然,《晋书·郭璞传》说他“好经术”,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。《晋书》所载他的一些奏疏,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。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,虽屈沉下僚,却始终留意仕进。他因“才高位卑,乃著《客傲》”(《晋书·郭璞传》)。所以他的《游仙》写隐居高蹈,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,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;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,而是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。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、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,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。

《游仙》的第一、二首,集中写其隐逸之情,如其一:

京华游侠窟,山林隐遁栖。朱门何足荣,未若托蓬莱。临源挹清波,陵冈掇丹荑。灵溪可潜盘,安事登云梯?漆园有傲吏,莱氏有逸妻。时则保龙见,退以触藩羝。高蹈风尘外,长揖谢夷齐。

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,山林之乐胜于求仙。隐居高蹈,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;退回尘世,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最能显示其“坎壈”之怀的是第五首:

逸翮思拂霄,迅足羡远游。清源无增澜,安得运吞舟?珪璋虽特达,明月难暗投。潜颖怨青阳,陵苕哀素秋。悲来恻丹心,零泪缘缨流。

《游仙》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,但多别有怀抱,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;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。正如陈祚明所说:郭璞“《游仙》”之作,明属寄托之词,如以‘列仙之趣’求之,非其本旨矣”(《采菽堂古诗选》卷十二)。

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,诗道不振,孙楚、潘尼、曹摅、枣腆诸人之诗,玄理渐多,平淡寡味,故钟嵘说其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(《诗品序》)。而郭璞《游仙》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。王隐《晋书》说郭璞“文藻粲丽”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注引);刘勰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曰:“景纯艳逸,……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。”钟嵘《诗品》评郭璞“始变永嘉平淡之体”。“平淡”,即淡乎寡味,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,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,都无枯燥的说理,而是以华美的文字,将隐士境界、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,具有形象性,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、独领风骚的,故刘勰说其“足冠中兴”,钟嵘评为“中兴第一”。

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,继承了《诗》、《骚》的比兴寄托传统。朱自清说:“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。咏史,游仙,艳情,咏物。”“游仙之作以仙比俗,郭璞是创始的人。”(《诗言志辨·比兴·赋比兴通释》)的确,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,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《游仙》 - 曹唐诗

曹唐诗未闻有单刻本。《全唐诗》收曹唐诗二卷,主要是大、小游仙诗。大游仙诗是七言律诗,集中仅存十七首,与《唐才子传》所言五十篇不合,显然已遗失了三十三首。小游仙诗九十八首,加上《唐诗纪事》中引用的一首,共存九十九首。大约原来是一百首,仅遗失一首。

《游仙》

游仙诗是很早就有的。昭明太子萧统编《文选》,把诗分为二十类,其第九类就是游仙。他选了晋代诗人何劭的一首,郭璞的七首,都是五言诗。大约游仙诗这个名目就起于晋代。当时道家思想成为时尚,文人都爱好阅读道家书籍。修心养性,炼丹服药,希望延年益寿,甚至飞升成仙。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,就成为一种新的内容,游仙这个名词就标志着这一种内容。唐人李善注《文选》,给郭璞的游仙诗做了评注:

凡游仙之篇,皆所以滓秽尘网,锱铢缨绂,餐霞倒景,饵玉玄都,而璞之制,文多自叙,虽志狭中区,而辞无俗累,见非前识,良有以哉。

前四句说游仙诗的内容应当是描写厌弃人间、鄙视仕宦、到洞府仙山中去服药修炼的事情。后四句是评郭璞的游仙诗,说他自叙太多,文辞虽然不俗,诗意却太狭窄。最后二句说:郭璞的游仙诗已有前辈批评过,很有道理。

所谓“前识”(前辈学者),指的是锺嵘。锺嵘在《诗品》中论郭璞云:宪章潘岳,文体相辉,彪炳可玩。始变永嘉平淡之体,故称中兴第一。《翰林》以为诗首。但《游仙》之作,词多慷慨,乖远玄宗。其云“奈何虎豹姿”,又云“戢翼栖榛梗”,乃是坎壈咏怀,非列仙之趣也。

他把郭璞的诗,比之于潘岳。郭璞是东晋初期的人,他的诗已改变了西晋平淡之风,所以为晋室中兴时期第一诗人。李充作《翰林论》,也把郭璞列于诗人之首。以上一段是他肯定郭璞的诗格。接下去就专评郭璞的《游仙》诗。他以为这些诗词气激昂慷慨,与道家冲虚玄妙的气质距离太远。又举郭璞的两句诗为例,认为这些诗的内容止是在发泄其坎壈不得志的感情,象阮籍的《咏怀》诗,而一点没有仙趣。

以上是游仙诗起源的情况。道家思想不时行以后,通行了山水诗。再后,又通行了秾艳的宫体诗。从此没有人再作游仙诗了。到了唐代,“仙”字产生了新的意义。唐代文人常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仙女、仙人。因此,又把狎妓称为游仙。武则天时代,有一个文人张鷟写了一部小说《游仙窟》,就是记述他和一些妓女情爱的故事。小说中有许多五言诗,也就是一种新型式的游仙诗了。曹唐的《游仙》诗,便是从《游仙窟》发展而成。

大游仙诗今存十七首,似乎是插入在许多仙女故事中的诗篇。到了宋朝,新兴了词这种文学形式。于是说唱文学中不再用诗为唱词,而改用词了。赵德麟的十二首《商调蝶恋花》鼓子词分段歌唱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,就是当时鼓娘们的唱本。再后一些,到了金代,出现了董解元《西厢记》诸宫调,又是金代说唱张生莺莺故事的唱本了。

曹唐大游仙诗的两个问题:第一,游仙诗的起源与发展。第二,从它们的题目形式推测这些诗的作用。我以为是唐代评弹家的唱词。小游仙诗今存九十九首,都没有题目,也不是赋咏某一故事。内容是写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,有些诗很近似闺情式宫词。这是以一百首诗为一组的杂咏体诗,钱珝有《江行无题》一百首,都是五言绝句,写江船旅游的风物。王建有《宫词》一百首,都是七言绝句,写宫闱杂事。罗虬有《比红儿》诗一百首,都是七言绝句,写他所悼念的妓女红儿。胡曾有《咏史》一百首,也都是七言绝句,咏历史人物。这一类诗,通称为“百咏诗”,也兴起于唐代。

《游仙》 - 詹珂诗

弱龄秉永向,撰念游蓬瀛。腾盖玄圃台,投辔赤霞城。

《游仙》

紫府五香馥,丹丘四照萦。班龙何夭矫,青凤来相迎。

道逢王子乔,手曳芙蓉旌。灵风袭霓裳,邀我谒瑶京。

天帝坐丛霄,群仙列两楹。羽节自飘扬,众乐锵然鸣。

授我金龟秘,锡我玉室名。渴漱沆瀣浆,饥饵橘树英。

忘形思入玄,道在岂求赢。流觉神驱尽,逍遥云翮轻。

枣花千岁结,桃核万年成。海水扬尘竭,天衣拂石平。

祈年本无分,望仙徒自营。寄谢樊笼士,那知遗世情。

此诗为宋朝詹珂的《游仙》。出自《全宋诗》

《游仙》 - 毛泽东词

1928年5月25或26日,毛泽东与贺子珍成婚(据李敏:《我的父亲毛泽东与母亲贺子珍》)。1930年11月14日,杨开慧被当时的湖南省长何键所杀。于是乎便有人以为这就是毛泽东不道德的证据,则甚为谬误。且不论当年的道德标准是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,也不论以“一夫一妻”为首义的《婚姻法》是1950年以后的事,单就“感情专一”而言,迄今未见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感情不专一,反而,却有资料说明毛贺的结合无违于“感情专一”。

据陈廷一《贺氏三姐妹》一书,先是“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”的消息,后才有袁文才夫妇为毛贺操办的“简单婚礼”。历史剧《井冈山》的描述则更为细节,袁文才、王佐二人为结好毛泽东,先曾派人到毛氏故乡接取杨开慧母子,不料并未接回人来,却带来了房子被烧,杨氏被杀的消息(此消息为误传,此时杨开慧还未牺牲),而且拣回了一把房子烧剩后的铜锁,之后袁王二人才极力撮合毛贺。作者说这些细节是根据井冈山老人的回忆而写成的。那么历史的真实又究竟如何呢?虽然没有相反的资料,但也不能仅据上述一书一剧而定。如今,惜乎袁王早逝,毛贺不言,要破解这一段感情史,谈何容易。《蝶恋花•答李淑一》一词,这难道不是《井冈山》所描述细节的又一佐证吗?而且此证出于当事人自作之词,难道不比井冈山老人的回忆更具可信性?

毛泽东

仔细品读这曲《蝶恋花》。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”杨指杨开慧,柳指柳直荀,主语“我”无疑是指诗人自己。在“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”中,前一句省略的主语是什么,是谁在问讯吴刚,是“我”还是“杨柳”?问讯的内容又可能是什么?这两个问题是索隐本词的关键。由中文的习惯看,省略的主语应该是“我”。如此则不但语意连贯,而且前两句和后两句也呈对称之美。不然首末两句的主语分别为“我”和“吴刚”,中间两句的主语均是“杨柳”,则失去对称,语意不畅,而且从文法上讲,也不可以用句号将前两句和后两句隔开。毛泽东的这首《蝶恋花》初名《游仙》,正式发表时,改为《赠李淑一》,后再改为《答李淑一》。谁在“游仙”,当然是“我”了,这也是一条辅证。

省略主语的问题解决了,那么“我”向吴刚问讯些什么的问题也就自然而得了。“问讯吴刚何所有”,如果是“杨柳”在问,当问:“吴刚啊,我们来了,你有什么好招待的?”于是吴刚捧出了桂花酒,以待佳客,则词意平凡。如果“我”在问,当问:“吴刚啊,我的骄杨已乘风而升,如今在哪里呢?”吴刚无言,只是捧出了桂花酒,则词意陡深。显而易见,“我”问当为正解,所问内容当为“骄杨何在?”。那么,“吴刚”和“桂花酒”又为何指呢?曾有人认为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一句中的桂花是指贺子珍(可参见王庆位《吴刚为何捧出“桂花酒”——毛泽东《游仙》词管窥》一文),本人深以为然,贺生于秋月之夜,小名桂圆,以桂代子珍,寄寓其名,正如以杨代开慧。

据唐人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,吴刚因罪被罚在月宫前砍伐一株桂树,此树随砍随合,桂树永不断,吴刚难以止。袁王二人犯有错误,先被人用模仿的毛泽东信件诱捕,后为彭德怀所杀,毛泽东对二人之死一直痛心不已。吴刚有罪被罚,袁王因错被杀,词中的“吴刚”,不就是袁王?抛开柳,单道杨,且先试着解读《蝶恋花》的上半阕:骄杨已去,乘风而升,诗人游仙,至于月宫。问讯吴刚:“骄杨何在?”吴刚慰以:桂花之酒。这与袁王二人撮合毛贺婚事时的情节何其神似:先传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,袁王二人为了安慰毛泽东,便为毛贺为媒。这不正是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吗?

再接着读本词的下阕,更让人觉得这样的解读合情合理。“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”。嫦娥又暗指谁呢?《后汉书•天文志》注:“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,姮娥窃之以奔月”。延安时期,贺子珍决然离开毛泽东,远走苏联。在毛泽东的心中,欲将子珍比仙子,维此嫦娥莫属。寂寞的嫦娥与诗人同悲哀,为“骄杨”的忠魂舒袖而舞,可谓诗人的又一知己。《井冈山》剧中,贺子珍听说杨开慧牺牲的假消息时,也曾为“嫂子”惋惜不已,黯然伤神,不正是为“为忠魂舞”吗?“忽报人间曾伏虎,泪飞顿作倾盆雨”,请注意“忽报”二字,既然已知“忠魂”已逝,且正为其舒袖而舞之际,为何又来“忽报”?其实,这次的“忽报”,极有可能是指继先前的误传之后,传来了杨开慧牺牲的确切消息。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,笃于壹志,非“伏虎”之行而为何?闻此消息,毛贺岂不泪飞如雨?

本词的初名《游仙》。此游非为形游,而是神游,不妨理解为一种似真似幻般的感情回忆;此仙非为真仙,以寓故人,所指为杨、柳、贺、袁、王诸人而已。所谓《游仙》,名副其词,本是此词的灵魂之题,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将其改为《答李淑一》这样的平淡之名呢?毛泽东可能更愿含蓄,不愿直白。古往今来,诗人自作个人感情方面的好诗词,未有直且白者,后人偶有感悟,方解其中真味。[1]


快捷搜索

    古诗每日推荐

    贾岛诗全集

    最近访问

    微信关注